今年10月，在三江源國家公園正式設園三周年之際，我國首套國家公園自然教育系列叢書——《三江源國家公園自然教育系列叢書》發布出版，該叢書的出版是青海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實際行動，是提升國家公園全民共建共享水平的創新舉措，是為打造具有國家代表性和世界影響力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典范的具體實踐，有力推動三江源生態文化知識普及與公眾保護意識提升。

　　作為全國首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三江源國家公園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更加堅定、更加主動融入和服務全國大局，全面深化改革，守護好“三江之源”“中華水塔”，一系列改革措施成果斐然。體制機制上，歸并多職能部門，整合自然保護地，印發規劃、條例，制定多項標準與管理辦法，為全國提供經驗。生態治理修復方面，投入86.61億元實施眾多項目，注銷礦業權與水電站，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顯著提升，林草覆蓋率超74%，野生動物種群增多，重現千湖美景。共建共享民生改善上，設立生態管護公益崗位，眾多牧民成為管護員，收入穩定，還創新“六位一體”模式促進多方面發展。生態文化傳承方面，舉辦論壇、借助多平臺宣傳，攝制眾多優質作品，不斷提升其國際知名度與影響力，成為青海的耀眼名片與對外金招牌。

　　三江源國家公園生態文明改革成效顯著，生態環境持續向好，野生動物種群數量增加，探索出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三江源樣本”，為全國生態文明建設在體制機制創新等維度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參照。

　　黃河源園區沼澤中覓食的斑頭雁。

　　山梁上遠眺的藏狐。

　　草原漫步的藏原羚。

　　雪原上漫步的藏野驢。

　　黃河源園區生態管護員搭建招鷹架。

　　青海新聞網·大美青海客戶端訊 三江源國家公園，這片世人所熟知的荒原，究竟有著怎樣的規模與意義？

　　它雄踞三江源核心地帶，總面積達19.07萬平方公里，是中國乃至世界陸域面積最大的國家公園。每年，它為中下游18省（區、市）及5個周邊國家輸送600多億立方米的優質淡水，滋養著近10億人口，其水源涵養功能堪稱我國乃至北半球生態安全的關鍵屏障。

　　回溯至上世紀8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受全球氣候變化等多重因素交織影響，三江源陷入生態困境。冰川雪山悄然萎縮，濕地湖泊面積銳減，草地植被退化嚴重，水源涵養能力直線下降，生物多樣性岌岌可危，生態環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將生態文明建設置于重要戰略地位，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殷切叮囑青海，要把三江源這個“中華水塔”守護好，保護生物多樣性，提升水源涵養能力，確保一江清水向東流，著力將青藏高原打造成全國乃至國際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地。

　　作為全國首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區域，三江源國家公園肩負著為全國探索路徑、積累經驗、提供示范的重大使命。青海各族兒女牢記習近平總書記囑托，勇擔源頭責任、干流擔當，將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列為“一號工程”，全力推進一系列改革創新舉措，蹚出了一條“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契合中國國情實際、彰顯三江源特色”的國家公園體制創新之路。

　　創新體制機制：打破“九龍治水”困局

　　三江源，作為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本是生命的搖籃，卻長期深陷“九龍治水”的碎片化管理泥沼。

　　往昔，三江源地區各縣的國土、環保、林業、水利、農牧等多個部門看似分工明確，實則職能交叉重疊，協調溝通機制缺失。在處理生態相關問題時，各部門常常因職能界限模糊而相互掣肘，導致治理效率低下，生態問題層出不窮。

　　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啟動，體制創新的大幕由此拉開。這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青海的偉大實踐，也是我國首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的勇敢探索。青海省積極響應，大力歸并四縣相關職能部門，實施大部門制改革。

　　瀾滄江源園區率先發力，大刀闊斧整合資源，組建管委會，統一執法權與職能站所，推行“黨政同責”制度。在自然資源資產管理試點進程中，精心優化保護地管理體系，扎實開展確權登記工作，穩步推進土地調查、生態紅線劃定等基礎工作，有力破除了體制機制弊端，明晰了權屬管控。長江源（可可西里）園區的治多、曲麻萊兩縣分別組建管理處，與園區管委會緊密協作，構建起全方位管理網絡。同時，各鄉鎮政府掛牌成立生態管護站，將生態保護的觸角延伸至基層一線。

　　執法職能整合成后，曾經分散的國土執法、環境執法等力量，如今在園區管委會資源環境執法局的統一調配下，凝聚成強大的執法合力。這一變革有效規避了重復執法與執法空白，大幅提升了執法的效率、專業性與權威性，對各類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予以精準打擊。

　　三江源國家公園生態要素豐富且系統完整，青海秉持山水林田湖草冰沙生命共同體理念，整合15個自然保護地，從源頭入手，實施綜合治理，實現一體化保護。

　　歷經多年實踐探索，創新體制機制收獲了多維度的顯著成效。生態環境層面，集中統一的管理與嚴格的執法有效遏制了生態破壞行為。退化的草原在精心保護與修復下逐漸恢復生機，野生動物種群數量穩步回升，藏羚羊、雪豹等珍稀物種頻繁現身，生態好轉態勢盡顯。管理效能方面，部門之間的壁壘被打破，信息流通順暢無阻，決策執行高效迅速。

　　尤為重要的是，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創新為全球生態保護貢獻了珍貴的“中國樣本”。在地域遼闊、生態復雜且利益主體多元的艱難條件下，成功探索出一條生態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得益彰的雙贏之路。

　　牢記“國之大者”：筑牢生態安全屏障

　　冬日的三江源頭，銀裝素裹，湖泊澄澈如鏡。奔騰不息的長江、黃河和瀾滄江，從這片高原凈土出發，裹挾著雄渾的力量，穿越山川峽谷，奔涌向遠方。

　　青海最大的價值在生態、最大的責任在生態、最大的潛力也在生態。青海獨特的省情定位，決定了其生態環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倘若將青海的各項工作比作一棵參天大樹，那么生態無疑是那堅實的主干，所有的分支都緊緊圍繞主干蓬勃生長，向來如此。

　　地處黃河源頭的瑪多縣，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是全國分配水平名列前茅的富裕縣。然而，因過度放牧、濫采金礦等無序開發行為，生態環境遭受毀滅性破壞，從曾經的首富縣一度淪為全國貧困縣。

　　為有效化解三江源生態危機，2000年，青海毅然成立三江源省級自然保護區，并于2003年成功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截至2018年底，青海累計投入244億元，開展了三江源一期、二期生態保護修復這一曠日持久、規模宏大、系統全面的工程，初步扭轉了三江源生態惡化的趨勢。

　　三江源生態修復工程的深入推進，首先帶來的是水源涵養功能的顯著增強。通過一系列科學合理、精準有效的生態治理措施，三江源地區的水源涵養量持續攀升，為長江、黃河、瀾滄江等大江大河提供了更為穩定、充沛的水資源補給。

　　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啟動后，又相繼投入86.61億元，實施了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如巡護道路修筑、環境教育基地建設等，以及黑土灘治理、沙漠化土地防治、退化草場改良、濕地保護、有害生物防治等生態保護修復項目。同時，為全力保護水源地，青海毅然注銷了地處三江源地區的全部48宗礦業權和水電站，以局部犧牲成就全國生態大局。

　　數據彰顯成效，通過綜合施策，三江源生態系統的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實現整體躍升。林草覆蓋率突破74%，黑土灘治理區植被覆蓋度從不足20%大幅提升至80%以上，草原綜合植被蓋度在2020年達到61.9%，較2015年提高4.6個百分點，濕地植被蓋度穩定在66%左右。

　　野生動物種群數量顯著增長，藏羚羊從保護初期的不足2萬只繁衍至7萬多只，成功從瀕危物種降級為近危物種。昔日難得一見的雪豹、金錢豹、歐亞水獺頻繁亮相，白唇鹿、野牦牛、藏野驢在江河源頭悠然自得，獵隼、黑頸鶴、金雕等猛禽在藍天展翅翱翔，兔猻、藏狐等“網紅精靈”在草原上繁衍生息。三江源頭，碧波蕩漾，千湖盛景重現，“中華水塔”愈發堅固豐沛。

　　共建共治共享：繪就和諧共生畫卷

　　從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到正式設園，三江源國家公園在青海大地鐫刻下生態文明建設的壯麗篇章，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鮮活實踐。作為全國首批且面積最大等諸多“之最”的國家公園，其創建過程中創新推出的共治共建共享治理模式成效卓著。

　　玉樹藏族自治州雜多縣昂賽鄉年都村的牧民格英，在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啟動后，經歷了深刻的角色轉變。他既是放牧兼巡護的生態管護員，也是用鏡頭捕捉精彩瞬間的牧民攝影師。因當地貓科動物眾多，他在巡護時拍攝雪豹等野生動物的素材還能出售獲取報酬。同時，他還兼任村里牲畜保險負責人，通過拍照取證上傳獲取收入，加上生態管護員工資，有效彌補了因草畜平衡牦牛數量減少帶來的經濟損失。

　　三江源國家公園內，像格英這樣的17200多名生態管護員每年可獲得3.72億元補助資金。他們從草原的利用者華麗轉身為生態保護者，擁有了穩定的工作與收入來源，成為國家公園名副其實的主人。

　　黃河源園區探索出“生態管護＋基層黨建＋精準脫貧＋維護穩定＋民族團結＋精神文明”六位一體模式，生態管護員不僅肩負守護生態的重任，還深度參與到改革發展穩定各項事業中，成為農牧區振興的多面手，有力推動牧區多方面協同發展。曲麻萊縣推行“民兵＋生態管護員”模式，將生態管護員納入民兵編組，按照編制模式統籌管理，實現生態保護與民兵建設雙促共贏。治多縣創新“社區+生態管護員+城市管理+城市周邊環境衛生+垃圾分類治理”模式，完善生態管護網格化管理體系，讓長江源頭的生態環境更加潔凈優美。

　　這些模式充分彰顯出生態管護員已成為三江源國家公園生態保護與發展的核心力量。他們不再是單純的牧民，而是身兼多重使命的守護者與建設者，每日穿梭于山川草地之間，悉心守護三江源頭的萬水千山、生靈草木。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今，牧民深度融入公園體系，成為真正的主人，收獲穩定收入。更為重要的是，后代在良好生態與文化傳承的滋養中茁壯成長，對這片土地的熱愛與責任感與日俱增。

　　三江源國家公園的成功實踐，為共建共治共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極具價值的范例與經驗，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深遠意義與廣泛的示范引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