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18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范長江從上海乘民生公司輪船溯流西行。范長江向《大公報》提出去西北采訪的請求，不要差旅費和工資，僅要稿費；只需給他一個證件、一個名義，再介紹一些地方旅館和社會關系；行動自由，文責自負。《大公報》掌門人滿口答應，給他發了旅行記者證，還開了介紹信，以備沿途遇有困難時使用，且預付了部分稿費。
在四川內江家鄉作短暫停留后，范長江來到成都。此時，紅軍第一方面軍和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聲勢浩大。7月初，范長江只身從彭縣進入雄峻的龍門山：“越走山越大，人家越少，深山密林，道路曲折，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只想能撞見紅軍。”山民見他不是當地人，單身獨行，都勸他不要前行，以避土匪、野獸侵襲。范長江只好退回成都。
紅軍所到處，皆歸“蘇先生”管轄
1935年7月14日，胡宗南部隊一個參謀團要從成都北上去蘭州，范長江爭取到同行機會。他頭戴南洋太陽帽，身著戎裝，雙肩斜挎干糧袋和子彈帶，腰系文件包，腳踏馬靴，跋涉崇山峻嶺。“記者深入其中，儼然如入森羅地獄，陰寒澈骨，不敢久停。”夜里投宿林間，輪到范長江值夜班，不時聞到虎豹吼叫聲，令人毛骨悚然。“身披棉被，手持手槍，仰觀滿天星斗，耳聽嗚嗚風聲，極目向四面黑暗中偵察。”
范長江在江油追尋紅四方面軍徐向前部隊的足跡，看到紅軍白軍交戰留下的痕跡。中壩北門外立了一塊大石碑，鐫刻八個大字：“平分土地”“赤化全川”。到白石鋪，墻上刷著標語“武裝擁護蘇聯！”范長江與當地居民交談，經常聽到一個人名“蘇先生”。據他們說凡是紅軍區域，皆歸蘇先生管轄。范長江恍然大悟：蘇先生不是人的名字，而是紅色政權蘇維埃。
涪江之水來自雪山，江水寒冷刺骨。紅軍據守涪江南岸時，國民黨第二師派善泅水之官兵游泳過河攻擊。但下水官兵十之八九皆被水凍僵下肢，沒水而死。范長江說：“記者亦曾以足部試之，下水數分鐘，即失足部知覺，急提出水，必經五六分鐘，始能回復原狀。”
范長江從胡宗南部隊獲得情報：毛澤東和紅一方面軍主力在松潘西南的毛兒蓋，張國燾、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在黑水溝一帶活動。范長江分析說：“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萬左右之人槍，缺食缺衣,缺彈藥，進圖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與大小金川之間，尤無法自給。”由此判斷，紅軍必將在冰雪季到來之前，脫離困境，另謀出路。
熟悉地理的范長江認為紅軍北上，只有三條道路可走，即包座、郎木寺和阿娃，各有利弊。偏西的阿娃線，即阿壩州，要過黃河激流和給養維艱的牧區。中間的郎木寺線，草地、雪山和洮河阻攔。偏東的包座線，有楊布嶺、白龍江、迭山和洮河四道奇險。
范長江當時并不清楚紅軍內部已經發生分裂，毛澤東堅持北上，張國燾執意帶領主力南下。1935年9月9日，急于脫險的毛澤東，果斷帶領紅軍右路軍北上，由川入甘，走的是偏東的包座線。紅軍作家成仿吾描繪這段征程：“部隊沿包座河上游行走，左邊是懸崖絕壁，右邊是急湍奔騰的包座河，路是極狹窄的小道，異常難走，有時路被河水淹沒，只好攀著懸崖，趟著急流前進。”
紅軍沿著達拉溝進入甘南迭部，在三岔口擺了一個迷魂陣，沒有徑自北上，而是向西拐了一個彎，走進了山巒環抱的高吉村。當地老鄉認為，中央紅軍除了防止國民黨軍隊的圍堵，還擔心張國燾追擊，所以向西到高吉村轉移隱蔽。中央紅軍到這里僅剩八千人。
高吉村依山傍水，紅軍懂藏語的人把高吉村藏語發音聽成了“俄界”。9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俄界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組成中央紅軍“五人團”，為軍事核心領導。因病沒有參加會議的周恩來依然當選為“五人團”成員。將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浩蕩的中央紅軍縮編成單薄的陜甘支隊，出人意料。楊土司讓道修橋開倉放糧
范長江在四川的采訪行程，幾乎和紅軍長征的路線并行，但他先于紅軍進入甘肅。1935年8月3日到甘肅文縣中寨董上村。8月20日，范長江至洮河南岸的潑魚村莊，拜訪了卓尼十九世土司楊積慶。
藏族土司楊積慶，時任洮岷路保安司令。他的住宅又兼司令部，院子里有積滿灰土的迫擊炮，但客堂里的布置恰如城市摩登人家，“其用以待客之酒席，完全為內地大都市之材料，煙茶亦為近代都市之上品，衣料亦為舶來品之呢絨等貨。”范長江驚奇獲悉：“楊氏經常來往商店，為上海先施公司！為上海柯達公司！貨物通用郵寄。尤以其對柯達公司有二三十年長期交易，信用卓著，即不匯款亦可以請公司先行寄貨，且已屢試不爽。”
楊積慶土司喜歡攝影，頗有造詣。范長江欣賞了楊積慶土司拍的照片：“其攝影之成績，以記者觀之，恐非泛泛者所能望其項背。”更讓范長江驚嘆的是：“楊氏足未曾出甘肅境，但因經常讀報，對國內政局，中日關系事件，知之甚詳。”次日，楊積慶土司派了向導，護送范長江繼續向拉卜楞寺方向行進。
范長江離開潑魚村莊后不久，俄界會議后的翌日，紅軍也離開高吉村，沿著達拉溝東進。白龍江沿途懸崖峭壁，溝壑深澗，獨木橋搖搖欲墜，十分危險。當時，國民黨政府和甘肅軍閥已經命令楊積慶土司組織藏兵堵截紅軍。可是，紅軍除了遇到零星冷槍之外，并沒有遭到大規模阻擊。
原來，楊積慶土司知道紅軍是“不壓迫番民的紅漢人”，不想為難過境的紅軍，命令部下楊景華等人：“沿途不要堵擊紅軍，不向紅軍放冷槍，不搶劫紅軍隊伍，不堅壁清野轉移糧食。”楊積慶土司指令尼傲總管盡快把損壞的達拉溝棧道、尼傲獨木橋修好，讓紅軍盡快通過甘南藏區。紅軍沿著湍急的白龍江向東行進，途中至今還保留著紅軍橋。
紅軍經過崔谷倉，遇到無人值守的糧倉，據說楊土司暗中為紅軍開倉放糧。為此，紅軍在糧倉的倉板上寫下了告示：“此倉內糧是楊土司莊稼糧，希望各單位節約用糧”，并在倉內留下兩捆蘇維埃紙幣作為糧款。紅軍稱崔谷倉是長征路上的加油站。
迭部縣向導措巴草告訴我一個故事：“1936年8月，紅二、四方面軍由川入甘，再度進入迭部，楊積慶土司繼續給紅軍讓路濟糧，紅軍又一次攻下臘子口。1937年，楊積慶土司和長子、兒媳等人被國民黨派人殺害，唯有次子楊復興躲在氈包里逃生。”
1949年，范長江隨大軍進入上海，擔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楊復興率領當地民團起義，后被授予解放軍大校軍銜。近年，楊復興的兒子楊正當上了卓尼縣縣長，與范長江的兒子范東升在甘南有過一次難得的相會。
必須攻下臘子口
范長江考證出三國時姜維繼孔明主持蜀漢軍政，最后一次北伐由蜀入隴，從白龍江上去到沓中屯田種麥。所謂“沓中”，就是白龍江上源疊部地方。紅軍也走三國姜維的白龍江線路。
1935年9月14日，紅軍大部隊到達白龍江畔的旺藏寺，毛澤東下榻茨日那村。迭部縣宣傳部干部朵芮亞說：“毛澤東在茨日那村木樓里，召見了紅四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向他們下達了三天奪取臘子口的命令。紅四團立即連夜出發，向臘子口挺進。”
旺藏鄉生產辣椒，這幢二層回廊式藏屋木樓，也掛著紅彤彤的辣椒。村民知道毛澤東愛吃辣椒，把僅有的辣椒送給毛澤東解饞，毛澤東收下了辣椒，自己卻舍不得吃，而是分給了攻打臘子口的將士們。
臘子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天塹，兩邊絕壁峭立，如刀砍斧劈，山中一道河水湍急而下，河上架有一座木橋。國民黨師長魯大昌派兩個營兵力駐守臘子口沿線，在隘口木橋橋頭和山崖上構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火力網。
毛澤東清楚地知道，臘子口再險，紅軍也要攻下來，否則就得重回草地去。說實話，紅軍對草地普遍有恐懼心理。范長江也是棄草地選山路前行：“沮洳地，土人又叫草地，與普通所謂草地不同，它是水與軟泥合成的地質，表面雖然也和普通地面一樣，不過人或牲畜站在上面，這個地皮就會波動到幾丈以外，而把人畜陷落下去。”因此，紅軍要奮不顧身地打開臘子口。
9月16日午后，擔任主攻任務的紅四團抵達臘子口。國民黨守軍憑天險固守，火力封鎖隘路，紅四團幾次沖殺都沒有奏效，始終接近不了橋頭。強攻不成，必須智取！紅四團調整戰術，一邊正面佯攻，一邊精心挑選人員攀爬峭壁，從山頂向下突襲。翌日凌晨，一名外號“云貴川”的苗族戰士自告奮勇，用一根帶鐵鉤的長桿子鉤住樹根或巖縫，一把一把地往上爬，硬是從“猴子都爬不上去”的絕壁，攀上崖頂。他將早先收集的裹腿布放下來，幫助其他戰士順利登頂。紅軍如神兵天降，手榴彈砸向沒有頂蓋的碉堡，上下兩面夾攻，守敵狼狽逃竄。紅四團的勇士經過一天一夜激烈戰斗，突破了天險臘子口。
毛澤東過臘子口后，翻越最后一座岷山雪峰達拉山，遙望迭山橫雪，激情創作了長征詩，詠嘆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范長江翻越雪寶山頂時，舉目四望，感慨萬千：“只有天在上，嶙嶙萬山低。”
哈達鋪，紅軍的轉折點
再說范長江從成都到蘭州跋涉途中，與紅軍隊伍若即若離，心馳神往。范長江大膽推測紅軍：“他們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肅。即以甘肅西南境之夏河、臨潭、岷縣、西固為目標，進入洮河與大夏河流域。此一帶有豐富的糧食，充足的壯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的物質，可以大家補充，然后或轉隴南以出隴東，會合徐海東，更北接通陜北劉志丹……而且此種重大的軍事變化，最多不出一月，即將具體表現，設洮夏兩河如被突入，更被進入甘涼肅三州，則中國之國際與國內局勢，將發生根本影響。”
1935年8月11日，范長江路過哈達鋪，留下片語：“六十里宿哈達鋪，十一日僅行六十里。”9月20日，毛澤東率領紅軍也到了哈達鋪。從1934年長征開始，紅軍一直在找一個落腳點。從哈達鋪郵政所找來的《大公報》等報紙上，毛澤東讀到了劉志丹與徐海東在陜北活動的消息，好像望見了夜空中的北斗星。幾天后，中共中央在哈達鋪召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抖動著《大公報》，宣布決定：“我們要到陜北去，那里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
此后，范長江在西北行中繼續寫出了《徐海東果為蕭克第二乎？》《紅軍之分裂》《毛澤東過甘入陜之經過》《陜北共魁劉志丹的生平》《從瑞金到陜邊》《松潘戰爭之前后》等有關紅軍的通訊報道，展現了紅軍史無前例的長征。
1937年，周恩來在西安見到范長江時說，“我們紅軍里面的人，對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系，我們很驚訝你對于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其實，范長江是參加過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的學生兵，他在賀龍第二十軍中當副班長，轉戰潮汕途中遭國民黨軍隊圍攻與部隊失散。范長江的西北行和通訊集《中國的西北角》，幫助他歸隊了。